“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的多处表述，为勾勒“十四五”时期中国城市图景提供了指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实现了从“8亿农民”到“8亿城市人”的巨大转变。截至2019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60%，“城市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十四五”近在咫尺，学界也早已展开讨论。不久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年会”举行，在这个堪称城市发展领域最高学术论坛的场合，未来五年城市发展得以勾勒。

人文：居住城市是为生活得更好

城市是人类集聚的重要家园，也是时代变迁的缩影。

经历了十三个“五年计划”，目前我国已有17个GDP总量超过万亿元的城市，7个准万亿城市，这24个城市GDP之和占全国经济比重达到38.3%，未来随着区域协同发展，城市对于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还将愈发显现。

与此同时，今天的中国城市已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人口聚集，“而是日益成为创造机遇的舞台、寄托心灵的场所，承载着无数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高鸿钧表示，只有让城市更加智能、更加绿色、更具有人文气质，才能真正适合人们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总结，如果说城镇化上半程的主题是“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下半程的主题就是“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在这种趋势下，安居乐业、安全健康成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目标，解决住房、就业等基本问题，加快建设优质的教育、文化、康养等人文环境，提高柔性化治理和精细化服务水平，让新老市民共享健康、安全、宜居的高品质生活，是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

一个共识是，“十四五”期间应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让更多人感受到“城市温度”、分享到“发展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建议，除个别超大城市外，全部放开城市的户籍限制，现有各大城市实行的积分落户制度要逐步取消。同时，要在全面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将农民工纳入进来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条件的地区要率先实现城乡低保并轨。

再往前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前系主任谢立中提出，还应未雨绸缪地考虑“生活方式的城镇化”。

他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并不会所有人都到城市居住，在乡村居住的3亿~4亿人，同样应该过上城镇化的生活，无论是工作、生活还是消费，“让大家觉得无论是在城市或是乡村居住，没有像今天这样有经济、地位上的重大差别。如此，才能让人在城乡之间流动，形成理想的城乡格局。”

智慧：加快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

今年以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重要支撑。迈向“十四五”，不仅要想方设法让城市更有“智慧”，更要看到新科技革命可能引发的变革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一鸣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对于城市而言，变局也同样存在。其中，最深刻的一条影响就是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全球的城市格局。

在他看来，“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全球经济会进入相对低迷的阶段，我国城镇化面临的新形势，除了城镇化增速有所放缓外，内陆地区的城镇化率会进一步升高，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位势会上升，创新活动空间集聚度将提高，同时，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

当“数字化”“智慧”成为城镇化的新方向，与之相伴的是更加集约的生产生活方式。

谢伏瞻认为，在新发展阶段，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格局日益明显，继续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但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密度提升、结构优化、盘活存量将成为主流。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樊杰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用地浪费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极其普遍的现象，比如工业园区用地效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未来如果能够集约节约利用，对于解决城镇化的空间供给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当然，也具有挑战。”

生态：抓住宜居地这个“牛鼻子”

近年来，从官方到学界都在强调同一种观点——过去我们总说“地大物博”，但960万平方公里，并不是每一块土地都适合人类生存、大规模开发。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武廷海提供的数据显示，尽管我国国土广袤，但是最适宜居住的部分仅占21.5%，集中分布于华北、华中和成渝地区，其主体正是中华民族不断繁衍的主要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承载区。

“这1/5国土实际居住了我国人口总量中的3/5，其平均人口密度达到400人/平方千米，与其他发达国家(地区)的宜居地比较，人口密度约为日本的0.75倍、欧洲的1.4倍、美国的6.5倍。”武廷海指出。

在他看来，推进城镇化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体不是广袤的国土，而是适宜居住地(即“宜居地”)。宜居地既是解决国土空间保护开发矛盾的核心地区，也是建设美好人居环境的关键地区，是城镇化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

樊杰则表示，未来城镇化格局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在空间上的选择，人才对城镇化格局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影响人才作出选择的因素，除了安全性和社会稳定这一空间流动的基本底线，有创新活力、能力、文化，还有相应公共服务配套体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李迅说，如果以生态价值观作引导，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认识城市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应该是有一种有亮度的需求”，包括蓝天、绿地，而构建美好生活的新图景，则一定是以人的多样需求为导向。